“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他们手里？”是遇到摔倒老人不敢上前帮扶的世界，是看到恶霸欺人假装视而不见的世界，还是从未对不法侵害说“不”的世界……影片《第二十条》将看似生冷的法律条文与鲜活的人物故事串联起来，以学生、证人、检察官等不同群体的连续发问与迂回探索，讲述了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前进与破壁重生。
“那我光挨打不还手就对了？”韩雨辰愤懑不解向父亲韩明发问。
曾几何时，韩明也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为了心中的“正义”毫不退让，坚决不向实施猥亵的同学道歉，因而受到记过处分被分配到县城。岁月逐渐将韩明雕刻成一名处事圆滑、遇事躲避、事事寻求最优解的中年男人。在儿子韩雨辰制止校园霸凌时，所想到的并不是赞同与认可，而是怎么样将案子撤了。送果篮、找关系、请中间人、代为道歉……韩明作为一位父亲似乎已竭尽所能，但是，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初心，不再思考“正”与“不正”。或许，正因为郝秀萍的纵身一跃、张贵生的意外死亡、吕玲玲的屡次争论，让那颗沉睡已久的少年初心逐渐苏醒，在听证会上发出振聋发聩的“无罪”观点，法不能向不法让步。这一幕，既回应了电视机那头儿子的期待，也回答了先前的发问。法律，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，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。
“我男人，能活吗？”郝秀萍频繁比划向检察官韩明发问。
郝秀萍一家最朴实的希望是医治好残疾的女儿，而这个希望在被恶霸的频繁欺凌中逐渐消散，伴随着郝秀萍丈夫因反杀恶霸入狱而几近消亡。
剧中的郝秀萍母女是听障人士，却以“无声的呐喊”对法治提出了强烈的有声发问。只有郝秀萍死了丈夫才有活路吗？身为丈夫的他不能保护被强奸的老婆吗？长期遭受欺凌的他们不能奋起反击吗？这一系列问题，不仅郝秀萍很困惑，就连检察官韩明也在不断追寻答案。
刑法第二十条，让他们的心逐渐明朗起来。从最初固执地认为，这起案件将和“张贵生案”一样，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。到后来同吕玲玲到工地寻找证人，重新分析近年来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。再到最后遵循天理、国法和人情，从社会大众最朴素的正义观出发，提出正当防卫的观点。观众也随着韩明的变化，不断思索“法”与“不法”的界限，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法律的权威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。
“为什么郝秀萍要去跳楼啊？”吕玲玲眼含热泪地向同事韩明发问。
“是她的绝望，是她对法治的绝望，对公平的绝望，对我们的绝望。”影片中，吕玲玲作出回答。“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，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。”吕玲玲就像逆光而行的“战士”，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，凭着满腔正义和坚韧执着，帮助韩明搜寻物证、找到证人、厘清争议，最终还给郝秀萍一个完整的家。
她不仅是电影里刻画出的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检察形象，更是实践中无数捍卫公平正义检察干警的缩影。法律，并不是冰冷的条文。
法治，每往前一步，都需要付出代价。影片中韩明两次提到先前的判例，一次是与吕玲玲辩论时为支持故意伤害罪的观点提出，一次是在听证会上反驳先前的裁判观点提出。倘若韩明盲目地效仿先前案例来办理此案，毁坏的不仅是他人的人生，更是一个家庭，甚至是长久的司法实践。但是，韩明没有这么做。无数名像韩明一样的检察官没有这么做。正是因为司法过程中的勇敢实践，使得“沉睡”的第二十条逐渐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，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。
“什么是法律？”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《第二十条》观影结束后，我问身旁的女儿：“如果别人打你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她果断地回答：“打回去！”我追问：“那如果受欺负的不是你，是你的同学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她想了想：“帮她一起打回去。”
